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的爭論聚焦不準，沒有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，沒有精準總結中國經濟的成長經驗，也沒有充分考慮雙方上次爭論之后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最新進展。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，并不在于實施了成功的產業政策，而是政府協助企業開疆拓土，幫助企業培育、做大了市場。但是，這個“中國經濟系統”的運行如今遇到了困難，必須完成從1.0向2.0版本的升級。
這一過程中，政企關系和政府監管能力的升級，至為關鍵又至為艱難。如果能建立一套獎懲分明的激勵機制和有效的監督機制，建立“親”、“清”的政企關系；培養一支高素質的監管團隊，進行精準調控、精確監管，將有助于這一系統從“低能運行狀態”順利升級，帶動“中國方案”成為全球標桿。
最近一段時期以來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再次爆發一場爭論，讓政府的產業政策這個沉寂多年的重大問題又浮出水面。雙方各執一詞，觀點完全對立。兩位老師都是我私交很好的朋友，但是坦率地講，在這場爭論中，二人的觀點可以說是聚焦不準，沒有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，沒有精準總結中國經濟的成長經驗，也沒有充分考慮雙方上次爭論之后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最新進展。
中國經濟過去的快速成長，并不在于實施了重大產業政策。事實上，從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光伏、VCR等領域來看，這些產業政策都可以說是不成功的。今天的海爾、格力都不是當年政府當年一開始就扶持的對象，深圳的華為也是如此。今天取得成功的眾多成長性企業，無論華為還是海爾，往往是在嶄露頭角之后才受到政府的關注，并在成長的中后期才獲得當地政府的重點扶持。因此，中國經濟成長的經驗，不能歸結為產業政策的實施，而應從亞當·斯密的《國富論》中尋找解釋。
過去，我們對斯密的著作有不少片面的誤讀，認為他單純鼓勵自由化，其實，他在《國富論》第四和第五篇里大量談到政府應該如何幫助市場經濟發展，包括女皇為什么要管法庭、女皇為什么要控制美國殖民地外貿、女皇為什么規定美國外貿用的商船必須購自英國而非法國等等。中國經濟過去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，也印證了亞當·斯密的觀點。過去30年，中國經濟成長的基本經驗，也可以稱為“中國經濟系統”1.0版本的經驗，是政府協助企業開疆拓土，幫助企業培育、做大了市場。這是中國改革開放迄今以來最根本的特征。
但是，當前這個經濟系統的運行今天碰到了困難，中國經濟增速出現了顯著的下滑。不可否認，導致經濟下滑的影響因素有很多，包括產能過剩以及國際市場需求低迷等等，但“中國經濟系統”正處在轉型升級期是更重要的原因。如同電腦操作系統需要不斷更新，1.0版的“中國經濟系統”如今也處于更新的“低能運行狀態”。筆者認為，要想走出經濟困境，必須完成“中國經濟系統”從1.0版本向2.0版本的順利升級，在這一過程中，有兩點至為關鍵，即政企關系的順利升級，政府監管質量和水平的順利升級。
